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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躬耕地争论中的“学术帮凶”现象研究(作者:毛小方)

诸葛亮躬耕地问题是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小话题,千百年来一直是南阳、襄阳两地争论的区域性话题。1989年前后,北京、上海、四川三地的学者莫明其妙的加入到两地争论中,协助襄阳运用各种学术或非学术手段排除异已,打击南阳,形成了学术界极为罕见的“学术帮凶现象”。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本文着力追本朔源,就“三地”公开支持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力求拨开迷雾,解答众人疑问,还原历史真相。

诸葛亮躬耕地争论中的“学术帮凶”现象研究(作者:毛小方)

一、襄阳学术界“帮凶”现象起因

1989年因《隆中对》邮票发行问题,襄阳南阳引起争论,在不到半年时间里,武汉、北京、上海、成都连续出现了4场学术研究会公开支持襄阳,在这里我们去除有地缘关系的武汉市,专门就北京、上海、四川现象进行了调查:

1、北京方面。1989年12月6日,北京举行研究会,共有史学专家27人,目前查到的有何兹全、朱大渭、张泽咸、黎虎、张传玺、陈可畏、祝总斌、洪廷彦共8人,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和北师大为主。

2、上海方面。1990年3月15日,上海举行学术座谈会,有上海史学界10余人应邀参加。目前查到的有简修炜、刘精诚、彭神保、李培栋、严耀中、谭其骧、吴泽、方诗铭共8人,以华东师大和复旦大学为主。

3、四川方面。1990年4月14日,四川大学举行三国史研究中心成立暨诸葛亮躬耕地学术讨论会,有专家20多人参加了会议,目前查到的有杨耀坤、陈玉屏、谭良啸、缪钺、方北辰、谭洛非、肖忠弟共7人,以四川大学、四川省社科联等为主。

三地会议取得了一致共识:诸葛亮《出师表》中“躬耕于南阳”表述错误,应改为“躬耕于襄阳”,这也正是襄阳人号称的“学术界定论”的来历。

诸葛亮躬耕地争论中的“学术帮凶”现象研究(作者:毛小方)
二、有关问题

一个持续千百年争论不休的问题,为什么经过“三地”会议后会产生一个所谓的“定论”?我们有很多的疑问,经过初步整理,我们梳理出以下几个问题:

1、“三地”为什么参与?争诸葛亮躬耕地是一个区域性话题,南阳、襄阳争论说好听点叫学术争论,说不好听叫斗嘴吵架,两地各唱各的调,各卖各的票,争争吵吵说到底算是邻里关系问题,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问题,管北京、上海和四川什么关系呢?管那一帮没有地域感情的老头子什么事?尤其是四川方面,还专门为此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你们三地这么费心费力参与到这件事?你们图的是什么?

2、“三地”专家为什么参与?专家就学术问题发表观点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不管支持谁都可以理解为“学术争论”,但令人费解的是,三个特定地区60位专家以一种特定方式集中出现,这就不能说是一件正常的事了,你们吃饱了撑的吗?你们没事做了吗?南阳发出自己的声音惹着你们什么事了?三地专家的集体出现已经具有了“团伙性”,这个参与方式肯定是不正常的。

3、结论为什么能统一?躬耕地问题能存在千百年,其原因是两地各有自己的证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赢不了谁,所以才落了个“何必辩襄阳南阳”的糊涂帐,有争论才是正常的啊,但奇怪的是这“三地”会议中居然连争也没争,60多号专家观点惊人的一致,直接决定诸葛亮“躬耕于襄阳”了。这连争都不争的结论,还叫结论吗?那些专家教授无一不是偏执狂,认准死理八头牛都拉不回,要让这些偏执狂取得统一的认识,这得多么大的本事啊。

4、“三地”会议谁来组织?一个会议的举行,没有人组织是不可能的,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北京、上海、成都三地扎堆举办三场高档次、结论高度一致的学术会议,谁是会议的组织者呢?是参会某个专家吗?我们认为肯定不是,从能力上看,这些人有写文章吵架的本事,可没有组织会议的能力和实力;从动机上看,这些人支持某个观点只用写个文章就行了,有费力八劲的组织一个会议的必要吗?可这又是谁组织了这个会议呢?主办方又是谁呢?

5、会务费谁出?组织开会涉及各种费用,会议室谁来租?专家往返谁来接?专家食宿谁来管?专家润笔谁来负责?专家统一观点的封口费谁来出?记者谁来请?这些问题可都要经费的,这些敏感的经费问题是以什么方式解决的呢?谁来审计这些费用呢?

6、谁能代表学术界?襄阳号称的“学术界”主要由学术机构和高校组成(约10所)。这里,我们就以“襄阳学术界”为标准开展调查:据1991年国家调查数据显示,当时全国共有31个省市、自治区,约有高等院校2000所(不包括学术机构),有教师数量约39.08万人。由此可见,从参与地域来看,“三地”约占全国10%;从参与高校数量来看,“三地”约占全国0.5%;从参与人数来看,“三地”约占全国0.016%。结果一测算,我们就纳闷了,这算什么学术界?凭什么就可以出一个“学术界定论”?襄阳为什么不操纵全国所有地区、所有高校和所有老师共同来投票表决?

这些问题谁来回答?当年参与会议的这些人是否可以站起来回应一下?能否给我们一个过得去的理由?其实,我们也很清楚,只要查清楚了经费问题,主办方、组织者、润笔费……所有的问题,已经全部明白了。做为普通群众,我们没有机会去查这笔帐,但是我们也清楚的知道,这笔帐肯定不是糊涂帐,他肯定还在某地财政的开支明细里,等待着某一天以一种合适的方式去翻查,那就是真相大白的一天。

诸葛亮躬耕地争论中的“学术帮凶”现象研究(作者:毛小方)

三、“三地”与襄阳之间裙带关系

当事人不给答案,我们努力寻找答案。经过对现存资料的对比分析,在“三地”专家学者名单中,我们初步理出了三种裙带关系:

1、密友关系。以襄阳丁宝斋与北京朱大渭之间为代表。朱大渭就职与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与襄阳说主将丁宝斋是好友,经南阳襄阳不少当事人证实,朱大渭与丁宝斋关系非同一般,1993年丁宝斋评职称时,朱大渭亲自为其撰写《丁宝斋学术成就的证明》(该文现存襄阳档案馆),帮助丁宝斋破格晋升正高级职称。

2、师生关系。以四川缪钺与北京朱大渭之间的师生关系最为典型。朱大渭195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其老师就是四川大学缪钺先生,除了老师缪钺先生1989年亲自参战外,朱大渭先生的同门师兄弟方北辰、吕一飞等都是襄阳的坚定支持者,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3、同事关系。以彭神保与武汉大学关系为代表,1990年彭神保以复旦大学教授身份参与了南阳襄阳之间的争论,而其之前是武汉大学历史系书记,与同期声援襄阳的武汉大学唐长孺等一干人是非同一般的同事、领导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推测:争论发生后襄阳方面抢先动手,首先邀请北京某人,某人以社科院学部委员之尊,请动了社科院及北师大一帮同事、好友等,成就了北京会议;北京某人又前往四川邀请了恩师某人,某人又带门下一干弟子参战,成就了四川会议;襄阳又请动了老乡上海某人,某人邀请了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一干人……从此,在朋友、师生、同事各种复杂关系的互相影响下,“三地”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统一了口号。于是,“学术界定论”产生了。

当然,这只是推测,只是在得不到答案的情况下我们自己推测答案,有一些人可以不承认,不承认没关系,只是说到这样的话题你们不要睡不着觉啊,我们也只是说说,不一定当真啊。

诸葛亮躬耕地争论中的“学术帮凶”现象研究(作者:毛小方)

四、老专家,请自重

当所有的东西都以非公开方式进行的时候,我们很难有确凿证据证明其存在什么问题。复旦大学葛剑雄先生曾写过一篇《老专家,请自重》(不一定特指本争论),揭露了学术界的某种问题,似乎让我们明白了些什么。原文太长,摘录如下:

1、这些年国内不时有一些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或具体方案,往往能在鉴定组或评委中见到某位老专家的名字,或者支持性的言论。但一旦出现新的争议,同一位老专家却会发表完全相反的意见,却一点不提自己曾经支持过的理由。这就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2、老专家德高望重,本身就是学界泰斗、国之瑰宝。正因为如此,即使其中的个别现象也会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即使偶然失察失言,也会产生严重后果。对他们难免出现的失误我们自然不能苛求,但无论如何,也得请老专家自重。

3、现在有些个人或部门名义上重视老专家,实际上却是将老专家当枪使,也不尊重老专家的真实意见,甚至不顾他们的健康状况,让他们参加力不能及的繁多活动。更为恶劣的是,提供错误信息,或设下圈套,误导老专家,以便利用他们的名义和声望营私。

(本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感谢原作者辛苦努力,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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