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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榜上,最不识时务的人最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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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57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三个四川人带着干粮,走进了汴梁皇宫的殿试院。四十六岁的父亲苏洵,二十年前就在此落第而归,这一次带着两个儿子一起向进士发起冲击:长子苏轼,刚满二十;次子苏辙,年方十八。

他们到汴梁已有八九个月。在通过去年秋天的礼部初试之后,苏洵向当时的文坛领袖、德高望重的欧阳修呈上文章,期待他给予提携。一向爱才的欧阳修阅后大为赏识,向朝中高官着力推荐只比他小三岁的苏洵,苏洵一时声名大盛。而苏轼苏辙闲来无事,便终日游览初来乍到的汴梁城。他们游逛华美的街市、去有名的酒楼打卡、好奇地看着高官乘坐马车呼啸而去,也跟默默无闻的小京官王安石擦身而过。

这一年是北宋嘉佑二年,汴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四十七岁的仁宗天子,任命翰林学士欧阳修为知贡举,即科考取士的主考官。当时正流行的太学体文章,以华美靡丽为尚、以堆砌艰深词汇为佳、以雕琢文句为务——而欧阳修恰恰是最深恶痛绝太学体的古文派领袖,他推崇的是简洁精炼、朴质自然。

只是主考官的嗜好,考生们未必人人都知道。这一届举子里,考前声名最著、最被看好的是二十七岁的刘几,当时太学体写得最到位的人。跟刘几同样半夜起床、黎明赴考的除了三苏之外,还有三十八岁的江西人曾巩和弟弟曾布、三十七岁的陕西人张载、二十九岁的成都人邓绾、二十五岁的福建人吕惠卿和河南人程颢,以及二十二岁的建州人章惇及其族侄章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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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试分为策、论、赋、帖经四场,考试时举子各自被关在一方斗室中奋笔疾书,谁也看不见谁;交卷后考生出场,欧阳修和其他几名考官进宫,开始长达五十天的、与外界完全隔离的阅卷评审。试卷在阅卷前都要重抄一遍,以免考官能辨认考生的笔迹而有所偏私,重抄时试卷上的考生姓名也全都略去。

欧阳修看到一份卷子上写着“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断定必是刘几的手笔,不但续上一句“秀才刺,试官刷”,还用大红笔从头横抹到尾,作为反面典型示众:这样写,不及格。

副考官梅尧臣发现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论为政的宽与简论得才气淋漓,大为激赏之下推荐给欧阳修,最终定为“论”场的第二名。这篇正是苏轼的成名作。后来苏辙说欧阳修本来想取该文为第一,只是担心这是得意弟子曾巩所作才避嫌忍痛屈居第二——其实人到中年的曾巩与青春蓬勃的苏轼文风大不同,考官的眼力未必会这么不靠谱。

正月考试,四月才发榜。苏轼苏辙都高中进士,传为佳话——兄弟如此联袂上榜的佳话,这一届并不少:曾巩和曾布、林希和林旦、王回和王向、黄湜和黄灏……甚至也有父子同时中进士的,比如江西的蔡元道和蔡承禧。而众星拱月的重中之重的三甲,是状元章衡、榜眼窦卞、探花罗恺。

落榜的苏洵和卷子被批红的刘几看在眼里,酸楚自不待言。这一届的三百八十八名进士里,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在当时人的眼里,这一届进士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连落榜生的不服气都跟以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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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的确有不一样,比如中了进士的章惇。

金榜题名,换成旁人早已兴奋不已了,但他竟然坚决拒绝被征召。表面上的理由,是族侄章衡竟然压过他一头中了状元,让他这个族叔非常不服气,所以宁可重新复读再考。

深层次的理由,是章惇虽然中进士、但名次相当靠后。根据宋朝制度,只有排名靠前的进士才能直接当京官,其他的都只能当选人(地方官)。像苏轼这样二等乙科中进士的资格,算是千挑万选中名列前茅的了,都只能按惯例去陕西凤翔从基层干起。

在中国一千多年科举史上,落榜后继续冲刺进士的无穷无尽,但中了进士因为不满意名次而再去考的,几乎只有章惇一人。而章惇强就强在,两年后的嘉佑四年他再次应考,居然真的又中进士,而且高居一甲第五名。没办法,只能说嘉佑二年这一届优秀到变态的强人太多,连章惇都不得不被压一头。

虽然排名全国前五,但章惇并没有获得自己孜孜以求的京官位置。换在两年前这成绩是稳获京官的,谁知这一年风云突变:录取的一百六十三名进士中,只有状元一人直接被授京官职位。人算不如天算,章惇也只能徒呼奈何——何况这一名状元,是比他章惇还要高大上的一位仁兄。

这一届的主考官仍然是上一届的欧阳修。欧阳修念念不忘的就是刘几,知道他也来赴考,早就放出话去,“除恶务本,今必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所以当改卷改到一句“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时,欧阳公不禁一声长笑:刘几,你这厮别想躲过老夫的法眼——果断批了个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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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甚佳的欧阳修,忽然又看到一篇佳作《尧舜性仁赋》,其中“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更是令其大为赞叹,毫不犹豫地定为第一:这正是我心心念念要看到的那种文字。对该考生印象深刻的欧阳修,一发榜唱名就急不可待地看究竟是何方才俊——江西人刘辉。

欧阳修正捻须微笑,旁边有人提醒他:这就是前年被你批红的刘几,今年改了这个名——欧阳修跟着就愣了半天,“愕然久之。”不知看过多少文章的老江湖,还是低估了个别考生的适应能力。

两年前不但名落孙山而且试卷被批红示众,忍耻含辱的刘几很快就看得一清二楚:文章不过敲门砖;应考时最好的文章,就是最能打动考官的那种文章。想要投考官所好的人车载斗量,而像刘几这样改弦易辙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如此自然的考生,实在万中无一。不用天赋来解释,实在难以索解。

于是刘几拿到了这一年仁宗钦点的状元。在嘉佑二年的落榜生里,刘几的逆袭堪称震古烁今。或者在他的心里,嘉佑二年的桂冠就本该属于我——运气差,居然白白耽误了两年。

但刘几输在了身体上,仅仅六年后他就因病去世。而他嘉佑二年那一届的同窗们,有人正于此时开始初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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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的上一任真宗,说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千古名句:学而优则仕,考试为做官,做官才有名利佳人。嘉佑二年的将近四百名进士,终于要在官场上真刀真枪地开始倾轧了。

最先展露头角的,多半要数吕惠卿。仁宗驾崩后,接位的英宗也没干几年就崩掉,终于是神宗即位后开始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吕惠卿和曾布都成了王安石的得力干将、变法党的骨干。作为变法派的二号人物,吕惠卿权倾一时,甚至在当面辩论中挫败熟知历史掌故的司马光,一时朝野畏服。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继任的就是吕惠卿。

但权力的滋味与他人分享总是不美,吕惠卿与曾布就一向交恶。王安石二次拜相时,即与吕惠卿发生了矛盾。王安石之子王雱贸然发起攻势,将吕惠卿投入御史台监狱。孰知工于心计的吕惠卿,将自己与王安石的私人书信上呈神宗,神宗看到王安石的亲笔“无令上(神宗)知此一帖”之后勃然大怒。尴尬无比的王安石痛骂王雱,致其惊吓后染病而死,而王安石自此也一蹶不振。

而邓绾则是阴险的小人,“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就是他的名言。他一开始凭谄媚步步上升,王安石得势时投靠王安石、吕惠卿得势时偏向吕惠卿、王安石复职后又反手给吕惠卿一刀——如此两面三刀,就连神宗和王安石也看不下去,将他贬官斥退了事。

有人在政治染缸里兴风作浪,也有人对此不耐烦、宁愿去相对简单的军营里为国效力。同为嘉佑二年进士的江西人王韶,投笔从戎后经略西部边事。1074年,他率军收复被吐蕃侵占的二十万平方公里国土,堪称北宋少有的重大军事胜利,连史书都惊呼“宋几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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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有人一心向学。早在应试之前,周敦颐的弟子程颢对科考就不甚热衷,中进士之后倒把大半精力花在自己开创的“洛学”上。同样中了进士的张载,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就辞官归家,开创“关学”一派,说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来(张载号横渠)。他们的学问做得如此高山仰止,致使本是同榜进士的朱光庭和吕大钧,都心甘情愿地改执弟子之礼,做了他们的学生。

苏轼苏辙则在嘉佑二年的殿试之后,又经过了两次考试。一是考京都部务,二是考“制策”,即坦白指出朝政之弊。二苏的文章令仁宗大为满意,以致于散朝后高兴地对皇后表示,“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仁宗只说对了一半,苏辙后来确实做了宰辅。嘉佑二年的进士中,多达九人身居宰相之位——王韶、郑雍、梁焘、吕惠卿、林希、曾布、张璪、章惇和苏辙——唯独才气最盛、文名最著的苏轼终身与宰相无缘。不为其他,只因为他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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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要做多大,城府就要有多深。苏辙比兄长要沉默慎言得多,所以官运也就跟着亨通得多。苏轼天纵聪明,但也因此而不适应官场规则,常常得罪人——得罪人也罢了,他最大的硬伤,在于保持独立、不肯钻营和拉帮结派——这才是官做不大的根本原因。

王安石上台,苏轼看不惯他变法的急于事功逼迫百姓,所以被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打压,而打压者不乏他的同榜进士。谄媚吕惠卿的邓绾,一向都是弹劾苏轼最起劲的官僚;与曾巩和苏氏兄弟都过从甚密的林希,写贬斥二苏的诏令时,行文却极为险刻;张璪在凤翔时与苏轼同事两年把臂交游,结果乌台诗案一起,张璪却蓄意要致他于死地。

等到王安石失势,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台尽废新法,苏轼又觉得新法未可尽废,因此旧党也不待见他。不站队?那站队的所有人,都是你的敌人。

为官者要能忍,苏轼经常忍不下去。程颢为官温厚和平,连政见不合的王安石也不得不佩服;程颢的弟弟程颐却是出了名的古板,否则也说不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的名言。天性放旷的苏轼,实在忍不了程颐一副“真理等于我”的道学相。司马光逝世,苏轼跟同事去祭拜,却不见司马光之子,一问才知道是程颐禁止会面,理由是“于古无征”。苏轼实在忍不住,讽刺一句“伊川(程颐)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众人哄笑之下,程颐把苏轼恨到了骨头里。

程颐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身后站着一个洛党。苏轼根本不想结党,但他弟弟身居高位,他便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蜀党的领袖。在党派利益面前,一切个人关系都要靠边站。即便苏轼厌烦了你死我活的相互攻讦,主动申请外放也不行。新党的章惇上台之后,就把老友苏轼一纸诏书贬到了广东惠州去,苏轼的爱妾朝云就因染上当地的瘴疠而客死惠州。后来甚至觉得惠州还不够远,跟着又把苏轼贬去了海南岛。

苏轼笔记记载,在海南岛上有一天他遇见了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妇,问他:

“翰林大人,你过去在朝当大官,现在想来,像不像一场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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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像,春梦也是从嘉佑二年的春天开始的。后人回看那一年的进士榜,赞美之声千年不绝: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六人齐聚当时的汴梁,苏氏兄弟和曾巩同榜进士出身;三百八十八名进士中,九人官居宰相,二十四人于宋史列传,从文豪到儒将、从学者到名臣应有尽有;即便是落榜者刘几,也强悍到让后人瞠目结舌。1057年的科举进士榜,堪称千年科举史上的第一榜。

可是又如何呢?号称囊括仁宗一朝精英的嘉佑进士们,在金榜题名之后的数十年里各自站队、攻讦不休。为国为民的大旗下,藏着无数个人的权力欲和名利心。政见之争与意气之争,使得北宋王朝难以避免地加速走向分崩离析。苏轼逝后仅仅二十五年,汴梁就沦于金人之手,把嘉佑二年的这一帮人精们,统统衬得像个笑话。

时至今日,嘉佑二年的荣耀早已烟消云散。无论忠奸良莠,不被时间的筛子筛除的注定只是少数人。三百多名进士里,比苏轼一生更坎坷背时的也没几个。嘉佑二年进士们如今最光耀后世的成就代表,除了高高在上少人问津的关学洛学外,多半就是苏轼苏辙们在官样文章之外的诗文和书法。文章憎命,当时不耐倾轧、到处被贬的失败者,最终却是被历史选定的宠儿。当一堆聪明到令人发指的进士在权力面前下跪、在笑里藏刀之中尔虞我诈之时,却见最聪明的天才苏轼,竟然懵懵懂懂不自觉地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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