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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朝为例,评传统治乱逻辑的缺陷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古代王朝循环更替的景象。一般王朝国祚数百年,短命王朝却只有数十年,但无论如何,历代王朝都跳脱不出这一“治乱循环”的怪圈。以清朝为例,评传统治乱逻辑的缺陷

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治乱循环的逻辑通常是这样的:人口增加导致人地矛盾尖锐;土地兼并导致了农民手中没有可耕种的土地;由此引发流民问题,再加上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毫无生活依靠、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流民最终充当了起义势力的一份子,推翻了腐病丛生的王朝。总之,土地问题和与之紧密相联的流民问题,是民众转化为官府对抗力量的主要因素。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论外族入侵的因素,这种逻辑确实在我们很多人心里都比较有解释力。

但我们在传统意义上对这一现象的理解是全面的吗?

以清朝为例,评传统治乱逻辑的缺陷

张鸣教授就以晚清太平天国的起义为例,对这一传统的认识进行了批驳。他认为,传统的人地矛盾乃至土地兼并都无法全面解释治乱交替的宿命。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晚清的人口虽已激增到了4亿,但4亿的人口数量对于当时的中国并不算多,况且还有大片未开垦的土地;与此同时,番薯和玉米这种适应性强又高产的作物的引进,帮助养活了大量的人口。而康熙此前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对人口增长的刺激作用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二者并不是稳定的正相关的关系。最后,社会发展的标志除了人口的增加、粮食产量的提高之外,就会其他行业如工商业、服务业的增加。这个时候农民就会抽身出来,去参加这些职业。也即,失去土地的农民本身并不是流民,他们完全可以在农闲时从事其他的职业,最后逐渐演变成全职。

以清朝为例,评传统治乱逻辑的缺陷

但笔者本人实际上对张鸣教授这一观点表示疑问: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严格阶层划分是如此轻易就能打破的吗?农民离开土地是否真的能为其他阶层所融入呢?统治者有希望看到作为自身统治基础的小农离开土地从事别的行业吗?在笔者看来,传统社会是一个高度整合和规范的社会、士农工商的不相互干扰,是社会秩序稳定的一项重要准则。传统社会中农民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当他们变成流民时,很难被融合进社会结构之内:

绝大多数人因循于驱农归田单一的通道, 对职业转换到工商与服务领域则持蔑视的态度 ,偏见很深。

另外,农民安土重迁也是一个重要的情结,土地是农民的立身之本,其不动产的属性既不怕偷也不怕抢,能生利、易占有,是最可靠的一种财富:

民之为农者 , 莫不重迁,其坟墓庐舍桑麻果蔬牛羊来耙, 皆为子孙百年之计。

农民生于斯、长于斯,土地在农民的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其与土地的情结不能轻易割断。武断地认为农民脱离土地之后也能从事其他行业,笔者认为是欠考虑的。

以清朝为例,评传统治乱逻辑的缺陷

但张鸣教授确实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那就是我们传统上对治乱逻辑的理解无法全面解释王朝盛极必衰的现象。那么,王朝的治乱交替还有哪些机理呢?

我们顺着张鸣教授的思路,还是以清朝为例。笔者认为,治乱交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这种集权到顶峰的专制制度。自雍正设立军机处后,我国的皇权专制发展到了顶峰。这种集权到顶峰的制度,消除的不仅是臣下的权势。真正抹杀的,是人们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它使得臣民在只能凭君主的意志办事,在君主的面前变得唯唯诺诺。臣下们在这种集权之下,更多的心思放在如何明哲保身,而不是为社会制度的创新建言献策。当君主的意志即是他们的意志的时候,责任意识也就荡然无存了。社会经济巨大发展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物产的丰腴,它需要的更是整个社会体制的配套转轨;我们也常说,创新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源泉,那这些只会听君主的旨意办事,思想完全被钳制在经书上的臣民又何来创新能力可言?没有创新导致的落后,使晚清的统治机器日益腐朽,在吏治腐败的同时也使自己远远落后于西方,而这些人却在这时选择了明哲保身。

以清朝为例,评传统治乱逻辑的缺陷

所以,这种特有的臣民性造就了这样一种现象:当社会经济发展对社会变革提出要求时,他们默默不语;而当一个王朝统治机器日益腐朽,潜规则与黑暗的行使横行当道时,人们却对这一切熟视无睹。

归根到底,人们可以在这种集权的制度下生活得比较稳定,是一个生活得比较好但绝不是最好的状态。它造就了人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保守,使整个社会缺乏创新的活力。这样一个王朝,喜欢故步自封,却耻于学习和进步。而当它需要一次彻底的变革时,它却往往发力不足,最终只能走向灭亡。所以笔者认为,集权专制本身的特性,是对传统“治乱逻辑”的重要补充。

参考文献: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王家范:《中国古代流民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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