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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不能说服任何人”

作者=迈克尔·洛克

译者=匡景鹏、杨祥民

来源=节选自《多重身份:关于设计师、作者、读者和使用者的》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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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gedyNorah Jones - Day Breaks (Deluxe Edition)

因为著作权的封闭性,它是强大的。因为隐喻的开放性,它是强大的。一个技艺隐喻所做的最奇妙、最激进的事物是开放。隐喻不是要叙述一个事实,不是定义一个观点,而是为在更大的系统内建立新的联系提供机会。这种联系可能是不可用的、破碎的,或是微弱的—也可能不是这样。但是不管怎样,都是开放的奇妙性让事物成为它现在的样子。

—罗布·吉安皮埃罗

设计隐喻—与罗布·吉安皮埃罗的对话

迈克尔·洛克:在我写的关于著作权的文章中,我主要集中在设计师和文本的关系上设计的行为最后会以详尽的文字结尾。我要引用一下英国在1709年颁布的《安妮法令》,自此作者在法律上被认为是文本的所有者,也正如福柯所说,作者要承担针对作品内容的批评。近来,很多设计领域的创意工作已经从生产产品变成了制定生产产品的系统和程序。这可以是很直接的行为,比如设计一种可以生产无数产品的计算机算法—比如路斯特(Lust)的海报机;或者为指导从目标到表达的不同阶段的生产,设计制定品牌规划—比如从兰德( Landor)到Wink reative到2×4再到Project Projects多个设计工作室的完整产业发展链。我们应该如何描述这种发展?这种发展是否需要新的方法?

“争论不能说服任何人”

Project Projects:是一个工作室,主要从事在艺术和建筑方面的印刷、识别、展览以及客户的交互工作。该工作室由普雷姆·克里希纳穆尔迪和安德姆·麦克斯创办于2004年。罗布·吉安皮埃罗于2010年作为机构负责人加盟该机构。——译者注

罗布·吉安皮埃罗:你提到了《安妮法令》,这很有趣。我也一直对这个很感兴趣,因为印刷业的发展可以反映出当今新技术的一些发展。在1709年的《安妮法令》之前,英国还有一部更早的法律—《1662年许可证法案》。该法案不是保护作者的活动,而是保护工具的使用—一印刷机。在早期的印刷时代,书是稀少的,并很难生产。当时通常是靠手工誊写,而人们不得不朝圣般地阅读。伴随着印刷机的发明,人们可以得到更多的书了,而国家也认识到了管理书籍生产的重要性。起初,因为印刷品数量稀少、价格昂贵、生产难度高,所以该时期管理书籍不是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刷品越来越廉价,也越来越易于生产,随着印刷品数量大增,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以较低的成本生产书籍威胁到了势力强大、根基稳固的印刷者的利益;第二,低成本的书籍生产使得生产具有“煽动性”、革命性的材料变得非常容易,而这些材料会威胁到国家当局者的利益。按《1662年许可证法案》要求,如果要印刷任何材料,印刷者必须获得许可证件。这可以限制那些没有得到许可的人使用印刷机。

半个世纪之后,《安妮法令》不再保护印刷机的使用,而是保护作者的活动。现在是作者赋予印刷业复制并出版其作品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是可以让渡的。这就意味着这种权利可以从一个实体转移给另一个实体。马克思主义之后就产生了产品和生产者分离的认识。曾经是作品的书籍如今变成了商品;它的内容曾经就是一本书,现在则是一种劳动。书籍作者的权利不是针对商品的,而是针对他的个人劳动的。由于有了大规模消费公众的支持,“职业作家”和“商业文本”一下子就诞生了。如今这既不是书籍的生产,也不是需要调节的印刷业,而是文本本身的生产。为了提供这种服务,就诞生了出版商。除此之外,出版商还有助于分离并巩固写作、印刷、出版过程中的劳动分配,从而使之成为一个运行了将近350年的系统。

“争论不能说服任何人”

《安妮法令》

随着计算机的发明和引进,这个系统再一次被迅速地重构。不仅仅是作家,印刷人员还有出版商又开始合并为一个人(即作者、印刷员和出版商之间的分工不再明确而趋于整合。),而且在平面设计领域,打字工人和设计师也开始结合。在开始使用计算机之前的数十年,设计师们会指定一种形式,由排版工人对这种形式进行设置,之后他们再把它移交给设计师,对不合适的地方进行设计或者修缮。为了指定这种形式,设计师们必须拥有一种思维形式,明确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样才能通过一系列的指令抽象地表达、交流:比如指定“12磅的Bembo字体,15磅的行距”。这种特定的方法仅对使用CSS网页排版确定形式奏效,用电脑作为排版工具也是可行的。在网上的页面文字排版是通过在文本编辑程序里来标记的,而非所见即所得实现的。

于是,世事隔代重现,从排字工人的文本标记编程,到计算机带来的所见即所得编排,而如今人们又开始关注文本标记编程。在所见即所得还是一个新兴事物的时候,设计师可以在选用形式时获得即时的反馈,所以他们可以自由地进行编排实验。当时他们进行了很多正规实验,也有了许多精湛的技巧。这些富有远见的创想、已经得到较为清晰的实验验证,为很多后现代设计运动思想都提供了概念性的依据,而这一切在当时就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1996年发表《平面设计著作权》时,个人电脑已经问世十几年了,新鲜感带来的震撼也已经消退。我们并不清楚后现代设计接下来将走向何处,而在某种程度上,自由的承诺、新的设计工具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在这一点上,设计师们开始接受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新的模式。在文章中直接概述了其中一些,包括翻译者模式、戏剧表演模式和电影导演模式。

在2003年,鲁迪·范德兰斯和我为编写Emigre而探讨了“平面设计的漏洞系统”,那时,“接下来是什么”的问题则成了主要思考的问题。是的,计算机似乎为正规化和实验提供了可能性,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在我对鲁迪的采访中我们关注设计师们的工作呈现出差异化的新特征。也许,如果不是为了尽可能实现最大的表现力而形成新的版式和字体设计,那么设计师可能仅仅把它们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

虽然我对它仍然很感兴趣,但有时会感受到这种策略背后的一丝伤感种挫败感。设计师已经加入了戴着耳机,在塑料键盘上运指如飞的知识工人大军。即使没有90年代初期用来暗示著作权的独特标识,当时很多设计师也都感觉到新型匿名工作的诚实性。设计师们似乎正试图从这一过程中塑造他们自身。

迈克尔·洛克:或者说,在任何人都可以轻易获得图形的环境中,唯一的反抗行为就是不为所动,至少它看起来是一种反抗行为。

罗布·吉安皮埃罗:现在,“平面著作权”中已经出现了“漏洞系统”。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设计的方向还会再一次发生变化。我们这么表述是比较稳妥的,而且在你的问题中也表达了这一点。计算机显然是一种设计工具,但是设计师们最终意识到的却是图灵( Turing)最初的发现:令计算机如此独特的是它作为一台元工具(制作工具的工具)的地位。不仅制版和数字排版可以虚拟化,电影编辑、音乐创作等也都可以在同一台机器里或云端上进行虚拟化。这个制作工具的工具可以创造出原本不存在的工具—表达大量的数据集合,理清异常复杂的图形布置,并用来管理其他工具之间的相互关联。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潜力,远远不只是在软件的限制下工作,或是允许软件不完成既定的标准,还是允许设计师为了建造工具、为了书写说明而创造软件本身。很快,这种构建的冲动变成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用在有更多类似形式的内部活动的情景之中—识别系统、展示设计,甚至知识本身的传递。我们从语言学(实验性比喻)、城市规划(模式语言)和游戏理论(协调问题)中引进了新的技术系统和模式等来列举例子。

迈克尔·洛克:《纽约客》杂志介绍理查德·本森( Richard benson)(我们都在纽黑文市的时候,迪恩是耶鲁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标题就是《简单的人,做简单的事》。我想知道,这些事态发展在哪儿舍弃“事物”本身。对象还重要吗?或者我们是否已经完全转到另一个看问题的角度了?认为事物仅仅是副产品?

“争论不能说服任何人”

凯文·凯利,常被称为「KK」,《连线》杂志第一任主编;曾担任《全球评论》主编、出版人。KK具有多重身份:作家、攝影家、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同时还是亚洲文化、數字文化领域的学者。

罗布·吉安皮埃罗:凯文·凯利( Kevin Kelly)对所谓的物联网有过一个表述:物联网是指物品通过RFID标签及类似之物连接在一个网络之中。他开玩笑地说道:“在这个世界上,鞋子是装着鞋跟的芯片,汽车是装着轮子的芯片。”鞋子、汽车,它们都只是在某个地方发送着数据的芯片。物联网中它们的价值一定不是基于它们的实物性,而必然是因为它们的元数据能提供的追踪数据:我们去了哪里,我们花销多少,我们走了多远,东西什么时候坏掉,什么时候需要修理。指令数据生产了这些物品,这些物品又反过来生产数据。某种程度上物品成为了数据流的一部分,这在市场流通销售中体现得最明显。这里有2012年2月《财富》杂志上面的一段话:

“请你努力回想一下你最近在电视上看到的耐克广告。如果你想不起来也不要惊讶。虽然耐克公司去年总营销预算稳步突破了240万美元的纪录,但在美国的电视广告和纸媒广告的投入却下降了40%。”

“争论不能说服任何人”

The New Yorker, December 17, 1990 P. 48

以形象为基础的产品需要通过电视广告来成为具有标志性的产品,从而拥有价值。以指令导向为基础的产品有着团体性需求,这些团体会执行最终由产品产生的数据。这里没有大手笔的拍摄,但是有个人业绩排行榜。这里没有黯淡无光的标识,但是有凝聚本地品牌的发展趋势。这里没有时尚的DY配色方案,但是有优胜榜和游戏般的挑战。在每一个阶段,互动都不仅仅是定性的符号,更是定量的标识。

这自然会导致一种联想或暗示,即将这些对象都归属于交换系统,而且我们很容易发现,对于很多对象,这至少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这很值得我们去问问数据产生了什么。很显然,它们帮助产生的是体验。我们继续以鞋子为例子来说明,了解并掌握很抽象的自身境况、团体、竞争者和朋友,曾经是很困难的,如今我们有了这样的能力,数据能为我们提供自我认知的体验,顾客便从充满期待的观众变成了活跃的参与者。

迈克尔·洛克:但是,事物是否可以产生体验?

罗布·吉安皮埃罗:物品也可以产生体验—一它们主要产生物体情境的体验。一个物体情境的积极体验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人们可以领会到,这是一个精心制作的物品领会到它是与众不同的物品,或者是稀有的物品;领会到它在众多物品中被选出来,就是为了占据一个特别的位置;领会到即使在主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它也是其主人的代表;领会到因为它特别的存在,而唤起了曾经鲜活的体验记忆我喜欢你引用的标题《不同人做不同的事》,但这并不是因为它对于事物的观点。事物并没那么重要—对象是重要的,但关于对象的信息也是重要的。

这个标题的重要性是其所重复的“不同”的观念。强调“这个”事物。越来越多的对象只是变成了数据的产那些仍然可以实体化的物品就变得更加独特、更加唯在此,一个网络专家指出了独特事物两种命运中的一种(这两种命运分别为:一种是事物是众多关联或最终纽带的源头;另一种则是它构成网络本身—意味着它不可能纳入网络结构之中)。所以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中,作为件独特的事情,或作为不同人做不同事的好处是越发靠近重要性和隐晦性的边缘了。

迈克尔·洛克:现在我想起1996年曾被驳斥的隐喻—“设计师即作者”的整个理念已经没那么实用了。设计师从来都不是做着简单事情的简单的人—这显然是倾向于艺术客体—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和AM卡桑德尔( AM Cassandre)在石板上画的宣传画之间还是有差别的。随着设计师成为系统的管理者,并在专业协作的复杂网络中开展业务;那么导演的观念就显得越来越珍贵了。尊重有自己风格的“事物”,现在已经成为奢侈的词汇,其他东西都陷进了设计师建立和裁决的大量置换中。所以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应该是:系统管理员真的可以被看作其作品的作者吗?或者更明确地说,什么方法才能使他被当作作品的作者呢?

罗布·吉安皮埃罗:这倒让我想起博尔赫斯( Borges),1967-1968年他在哈佛大学诺顿讲坛上做的关于“隐喻”的演讲中,提到过一些思想:

“阿根廷诗人卢贡内斯( Lugones)说过,每个词语都是死的隐喻,当然,这种说法只是种隐喻。但我想我们都会感受到死的隐喻和活的隐喻之间的差异。如果我们拿出任何一本好的词源学字典,查任何一个词,一定会找到隐藏在某个地方的隐喻。”

当然了,语言是一种很重要的技术,而且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种代码。语言的语法不断扩展,用法不断增加,标准也不断提升。但在这里,我们做一下检验是有帮助的,因为语言也是系统性的。然而谁都不是独立的管理员—语言是一个分布式系统,比任何人都广阔(但是个人还是会产生作用:据统计,莎士比亚一个人就为英语贡献了2000多个词语)。为了解释卢贡内斯的“死的隐喻”的说法,博尔赫斯参照了“ metaphor(比喻)”这个词本身的意思metaphor”这个词是由前缀“meta”和词根“ pherein”组成的。前缀“meta”的意思是“越过,穿过”,词根pherein”的意思是“承担,承受”。所以,“metaphor”这个词的最初用法是表达将一种经验和思想从一个地方应用到另一个地方,这都是该思想原始形式的虚拟化。

博尔赫斯通过观察得出的一个极有影响力的想法,就是“隐喻的发展要先于语言的发展”。在成为语言本身之前,隐喻是语言灵活的、随意的延伸。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 George Lakof)和马克·约翰逊( Mark Johnson)在他们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范例,用来解释隐喻是怎样强调体验的某一方面,而隐藏其他方面。在纵轴上,他们把“使用过的”隐喻放在顶部,把“未使用的”放在底部;在横轴上,他们把隐喻的“引申”用法放在左边,把“普通”用法放在右边。

“争论不能说服任何人”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Metaphors We Live by)

迈克尔·洛克:(题外话)我记得克里斯·维马斯曾经把他课堂上的不佳表现比作是“油炸的空气”。

罗布·吉安皮埃罗:在这个范式中,只有处于右上方四分之一显要位置的常用隐喻,才能死而复生,成为词语。而其他的都只是消亡,然后慢慢消失——也许有趣的旁支项目会成为语言来源编码的一部分,但也不一定会。技术隐喻和语言隐喻是相似的。我们已经经历了几代计算机的时代和隐喻的框架。从最开始的“桌面”,还有“桌面”上的重要“文件”和“文件夹”,到后来的“网络”与其要件“链接”和“网页”。现在我们正在“云”的隐喻中,它的要件是“标签”和“流量”。每一个这样的隐喻都是一种技术、一个框架,扩展着我们对计算机的体验。当一种隐喻“消亡”或者沦为普通时,下一个隐喻又生根发芽,不断地把我们的思想引申到新的方向。通常,设计师是在隐喻的阶段介入技术开发过程的。一个新技术的关键部分已经开发好,但如何才能让它有意义,甚至是奇妙的呢?“桌面”这个隐喻的创始人,施乐帕罗奥多研究中心( XerOx PARO)的阿伦·凯( Alan Kay)曾在接受关于图像软件( MacPaint)(一款所见即所得式的平面编辑软件)的发展情况的采访中完美地诠释了这样的思想“把屏幕比作‘可以作上记号的纸张’,这个比喻让我们想到铅笔、刷子、打字。到目前为止,这个比喻运用得都很恰当。但是真正重要的是这种奇妙性一一这种有助于理解的奇妙性。我们应该力求完美地运用纸张的比喻,把屏幕做得像可以擦除、可以改变的硬纸板吗?当然不需要。如果它能像一张奇妙的纸,那这就是它最奇妙的部分,也就是在用户交互设计中最需要注重的方面。

这帮助我以非常简洁的方式回答了你的问题。因为著作权的封闭性,它是强大的。因为隐喻的开放性,它是强大的。一个技艺隐喻所做的最奇妙、最激进的事物是开放。隐喻不是要叙述一个事实,不是定义一个观点,而是为在更大的系统内建立新的联系提供机会。这种联系可能是不可用的、破碎的,或是微弱的—也可能不是这样。但是不管怎样,都是开放的奇妙性让事物成为它现在的样子。下面是博尔赫斯在他之后的演讲中讲到的片段:

“请记住艾默生( Emerson)所说的:‘争论不能说服任何人。’它们之所以不能说服别人,是因为它们是以争论的方式展现的。我们看到它们衡量它们、反复思考它们,再决定反对它们。但是如果只是简简单单地叙述一件事情一更好一点一在我们想象中暗含着某种热情的话,我们就已经准备好接受它了。”

所以,我以一个问题来回答你的问题(“系统管理员真的可以被看作其作的作者吗?”):那真是设计师所希望的吗?

本文由出版社转载

《多重身份:关于设计师、作者、读者和使用者的》

迈克尔·洛克 / 著

匡景鹏、杨祥民 /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8年9月

“争论不能说服任何人”

纽约2×4设计工作室创始人和创意总监Michael Rock与朋友们一起创作了关于设计师身份、设计师语言探索、设计师与读者、用户关系的书——《多重身份》,Michael Rock以访谈人的身份采访了Rem Koolhaas、Susan Sellers、Georgie Stout 、Lucia Allais 、Irma Boom、Ellen Lupton等知名设计师,并以2×4的工作项目为案例进行了说明和探讨。

“争论不能说服任何人”

作者:迈克尔·洛克(Michael Rock),美国国家设计奖获得者,设计工作室2×4的创始人和创意总监。现任教于耶鲁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他领导了一系列设计项目,包括与AMO/库哈斯合作为Prada和Condé Nast制定商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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