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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民国期间的八大奇案(一)

【一】白宗魏坠楼

1927年10月12日上午10时许,画家白宗魏突然从中原公司(今百货大楼)六层楼上跳下,当场死亡,其怀中还揣着一封控告状。

后报界披露,白是因其妻被人霸占,羞愧难当,遂自杀身亡。但此案的背后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权势较量,并由此而引发了一系列鲜为人知的内幕。

落魄来津卖画为生

白宗魏,年35岁,北京旗人。清末,其父在朝为官,家道殷实。他在幼时即从师学画,天生灵智,颇得此道,在京小有名气。民国初时,父母双亡,因其两个兄弟吃喝嫖赌,挥金如土,家道随即败落。

1925年春,被迫来津谋生,住南市福星客栈,以卖字画度日。同年8月娶舞女金铎为妻,也就是从这时他的厄运开始了。

初时,金铎尚能恪守妇道,洁身自爱,并辞去了舞女的职业,一心在家料理家事。但随着生活日甚一日的艰难,过惯了纸醉金迷生活的金铎渐渐地开始对丈夫发泄不满,时常报怨错投了家门。

为了满足金铎无止境的欲望,白宗魏只有晚上拚命作画,白日拿到福林阁去卖,但买画的人寥寥无几,白宗魏也是一筹莫展。

有一天,福林阁忽然来了两个阔主,进店后即对白宗魏的画大加赞赏,并用300元买下了其中的两幅。适逢白宗魏不在店中,这二人即对店主说:“过两日我们还来买画,让白画家在此恭候。”按五五分帐,福林阁留下一半,交给白宗魏150元。

白得款后欣喜若狂,拿给金铎看,金铎也非常高兴,说:“我们马上就要时来运转了。”

两日后,白宗魏早早来到福林阁恭候二位贵客。正午时分,那二人果然来了,但进门后并没有理睬白宗魏,一心只是选画。最后挑出三幅,让伙计包好,放在柜台上500元钱转身要走。

白忙上前拦阻,连连作揖道:“晚辈白宗魏给二位爷请安!承蒙二位爷抬爱,不胜感激之至,敢问二爷尊姓大名,在何处发财?日后倘有出头之日也好报答。”

其中一个开言道:“你连他都不知道吗?他就是直隶督办褚玉璞的兄长褚玉凤!我是八善堂的杜笑山。”

闻此言后,白宗魏不禁吓得魂飞魄散。

忙将柜上的钱抓在手中,往杜笑山的怀里塞:“小人有眼无珠,岂敢收二位大老爷的钱,这两幅画全作我孝敬您的!”

杜笑山拦阻道:“钱已出手,哪有收回之理?褚老爷不光看上了你的画,而且还很想你交个朋友!”

白听此言更是诚惶诚恐,连称“不敢高攀”。

但在杜、褚的执意坚持下,其三人共同来到宴宾楼饭庄,褚声明由他作东。

席间,杜、褚频频举杯向白敬酒,白受宠若惊不停地喝着、笑着。饭后,褚提出要到白的住处看他当场作画。白慷慨应允。但他哪里知道,此一去无异于引狼入室!

褚氏兄弟

褚玉璞,字蕴山,山东省汶上县人,出生于1887年。青年时,曾两次投考保定军校未被录用,转而投身绿林,纠集歹徒为匪;被剿散后,于1911年入上海光复军,在张宗昌部当兵。

因其骁勇善战屡被提升,历任营长、团长等职;1918年张部被江西督军陈光远缴械解散,随张投入直系,但未能谋职,旋又与张宗昌共同投靠张作霖,初任宪兵营连长;

1924年,因在二次直奉战争中有功,一跃升为第一军副军长;1925年任第六军军长,1926年任直鲁联军前敌总指挥,击败国民军而占据天津,同年3月任直隶督办兼省长。

褚玉凤本人无任何所长,完全依仗其弟褚玉璞的势力,在津横行不法。其性好渔色,终日声色犬马、花天酒地。

不久前,他与杜笑山在南市天宝班冶游,在福星客栈小憩,听说该客栈来了一个白姓画家,其画倒是一般,唯其妻金铎貌美无比,可称得上整个天津城都难寻的绝代佳人!褚玉凤闻言后不禁垂涎欲滴,即刻就想上楼一见,被杜笑山拦下:你如此唐突,别惊吓了小美人。

钓鱼还需下一些鱼饵,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不出十日,我保证让她投进你的怀里!”随后便有其二人花大价钱买画之举。

杜笑山与八善堂

杜笑山,字宝贤,其兄杜宝桢,字琴。兄弟二人均以办慈善事业而闻名津门。杜笑山早年曾作过天津警察厅的总务科长,因为一件私运军火擅发护照的案子而获罪,但由于警察厅长杨以德(和杜家沾亲)的庇护,仅以撤职了事。

民国初年,杜氏兄弟在城里大费家胡同南口的水月庵里办了一个慈善团体,名叫“体仁南善社”,简称“南善堂”,以恤嫠为主,按月发给守节孀妇每人一元至二元的抚恤金,同时还施送成药,发放破旧棉衣。

1924年秋末,杨以德被奉系军阀李景林赶下台后,杜笑山一度沉寂。至1926年春,直鲁联军的褚玉璞当上直隶督办后,杜笑山不遗余力地为褚玉璞筹措巨额资金充作军费,从而得到褚的赏识,其二人居然结为把兄弟,杜笑山乘坐包车任意出入督办公署。

为进一步讨好褚玉璞,杜笑山把原来南善堂附设的小学校,改名为“蕴山”小学,这两个字是分别在他和褚玉璞(褚号蕴珊)的别号中各取一字而得的,以示两人关系的亲密。

旧怨新仇

白死后,日租界当局从白的怀中搜出这封控诉状,于10月28日转交警察厅长常之英。常阅罢控诉状心中窃喜,遂令人立即将杜拘押起来,同时将屠兽场事务所并杜之办公室查封。

依杜笑山当时在津的势力及与褚氏兄弟非凡的关系,一个小小的警察厅长怎敢草率地将杜拘押呢?原来这里面还有一段旧怨新仇,常正是欲利用这个案子,置杜笑山于死地。

1926年9月,经天津警察厅丁厅长委任,杜笑山充任天津屠兽场场长。

这是一个肥差,年收入在8万元以上,但该屠宰场按旧例一直隶属警察厅,其收入当然也归警察厅统一支配。眼见得大把的钞票从自己手中流走,杜笑山遂起独吞之心1927年春,杜即通过褚氏兄弟,硬将屠兽场划归了杜笑山的慈善机构。

1927年7月27日,常之英接任警察厅厅长,兼任天津戒严副司令,闻知此事,大为不悦,但慑于杜的势力,也只好咽下这口气。

按官场惯例,任何肥差都要对警察厅长施以“好处”,但杜自恃有褚氏兄弟作靠山,根本不买常的帐。特别是常上任之日,各方人士都前来祝贺,并送上厚礼,可杜连面都没露。常、杜二人遂结下宿怨。

随时间的推移,八善堂在津的名气日渐隆盛,杜借募捐、购粮和放赈之机,大肆聚敛资财,中饱私囊。杜与褚的关系更是日渐亲密。

奉军与孙传芳大战之时,褚玉璞每次离津赴前线布防时,杜都率领八善堂的董事们及蕴山小学的军乐队,前往车站恭送。一次,褚在前方打了胜仗归来,杜便以八善堂的名义,在鼓楼南广东会馆举行大规模的“凯旋会”,摆酒宴,演京剧,开销达万元。

就连褚玉璞纳妾,也是杜出资一手操办的。此外,杜还几次以八善堂的名义,征敛粮食、衣被等转送前线慰问将士。有一次还送给褚数万元充当军费。

常之英虽也尽其所能,对褚玉璞极力逢迎谄谀,但总感觉不能换取褚的欢心。他把这些全都归罪于杜,以为长此以往下去,杜的势力将越来越大,对自己十分不利,遂有夺回屠兽场的念头。

命丧上权仙

常之英拘捕杜笑山时,也正是褚玉璞前方战势吃紧之时,褚妄图抵抗北伐大军,亲往前线督战,不断往返于徐州、天津之间。常遂借褚在徐之时,派人清查了屠兽场帐目,结果查出杜自接任后营私舞弊3万余元,帐面亏累也达万元以上。

最初,常并未想置杜于死地,只是想要杜家服软,将侵吞的赃款吐出来,交给警察厅办理,杜自动辞职,将屠宰场拱手交给他也就算了结了此案。

但杜笑山根本不把常之英放在眼里,对常口出狂言说:“只要你枪毙不了我,等褚督办回来,我让他就枪毙了你!”

杜一方面令人与褚玉璞联系,一方面又让其兄杜宝桢去北京走张作霖的关系,让北京方面勒令放人。常之英遂对杜暗起杀机,决定尽快将杜除掉,以免后患。

杜笑山被拘押后,警察厅始终没有宣布拘押理由,也未移送法院审理。天津总商会等不明真相的社会团体纷纷致函警察厅,请求保释杜笑山或尽快审理此案。常均以“此案重大,尚需禀明褚督办,再做处置”作为答复。

嗣后,常草拟了一份函电快寄徐州,函中列举了杜的数条罪状。褚玉璞当时在前线正是连吃败仗,而他却将失利的原因归罪于杜笑山没有及时供给军队粮饷,军心涣散所致,心中正对杜怀有不满。此刻又接到常的函电,更是火往上撞,遂立即回津。

12月23日上午褚玉璞抵津后,常立即将白的控诉状递上去。褚一边阅状,常一边在旁说到:“此事在整个天津城闹得很凶,但现在还没有人知道白跳楼的真相,若是消息透露到外界,恐怕对尊兄和您都十分不利,留着杜终究是个祸害,不如借杜营私舞弊之名,将其处决!”

褚沉吟了一会儿,突然将状纸往桌上一拍:“将杜笑山立即枪毙!”常说:“我们警察厅可没有枪毙人的权力呀?”褚说:“你没权,我还没权吗?”

说罢顺手拿过一张纸,大笔一挥,写下了“令警察厅枪毙杜笑山,立即执行”几个大红字。常接过褚的手谕,如获至宝。他惟恐褚再变主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拘押两月的杜笑山立即从警察厅提出,五花大绑将其押上监车。杜身着蓝色长袍,绮霞缎马褂,头戴青缎红结小帽,脖子上还围了一条毛线巾。

当知道自己已被判了死刑后,杜的脸色吓得惨白,在监车中不停地大骂常之英,并要求面见褚玉璞。但哪里有人理会他。

下午2时许,监车行抵上权仙前刑场,行刑人将杜拉了下来,此刻,杜已站立不住,瘫跪在刑场上。但闻“砰”地一声,杜即倒地毙命。以“善举”而欺世盗名的杜笑山,最终得到了这样一个可耻的下场!

24日,《大公报》报道了杜笑山被枪毙的消息,并在天津街巷张贴了布告。布告上写到:

为布告事。照得前天津警察厅屠兽场场长杜宝贤(即杜笑山),自承充场长以来,出纳公款、营私舞弊、贪图私利、违背职务,种种不法行为,均经查明有据,实属触犯《官吏犯赃治罪条例》第二条第一、第二两项之罪。应即依本条例规定,处以死刑,以儆官邪,而昭训戒。除于本月23日将犯杜宝贤提案,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外,合行布告商民人等一体知悉。此布。

此后,褚玉璞因前方战势紧张又火速回到徐州。常之英趁机霸占了杜笑山的全部家产,虽然杜笑山之兄杜宝桢一再输通运动,但也无济于事。

杜笑山死后,八善堂无人主事,随即瓦解。其他原合并进来的善堂、善社又都恢复了原状,南善堂所在地址又由樊荫慈、武孟和、雷丹林及钱玉堂等人主办,呈准于当局改组为积善社。“蕴山”小学也改为积善小学。翌年,杜家迁入法租界内,并从此销声匿迹。

1928年6月,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最后崩溃,褚玉璞退出天津。1929年初,张宗昌、褚玉璞率残部在烟台登陆,被驻扎在胶东的刘珍年包围后生擒,后被刘活埋。

揭秘民国期间的八大奇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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